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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何道宽（左一）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深大的理想抱负正是在这样一代代学者青丝白发、坚韧不拔的接力奋斗中不断实现的。

?文|胡艳芬

　　40年前，是深圳这片改革开放前沿热土召唤他们，于是来自老牌名校的学人汇聚在此，为了共建深圳大学开启“二次创业”的激情人生。40年间，从深大第一位院士，到30多岁已桃李满园的青年教授；从传承师恩的赤忱丹心，到经世致用的拳拳报国心……一代代学者肩负着使命与担当，在荔园育人治世，成为受人尊崇的荔园“大先生”。而深大的理想抱负正是在这样一代代学者青丝白发、坚韧不拔的接力奋斗中不断实现的。

他们为什么来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并嘱托“要办好深圳大学！”。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大学的胡经之，已在北大首开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年届五旬的他，接到了深圳大学首任校长张维的邀请，希望他去深大参与创办中文系。

　　“我去深圳能做些什么呢？”那年春季一开学，胡经之就来到北大外文楼向副校长季羡林讨教。季老听闻这个消息立即赞不绝口：“太好了！你们应该在那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开辟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南方平台，和北大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相互呼应，一南一北，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5月初，胡经之便奔赴深圳，来到东部海岸，在遥望正待开发的盐田港时，他突然眼前一亮。“正是这东部海岸引发了我急欲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一股热情。我有这次机缘，能到深圳这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来参与实践，何乐而不为？想到这里，我就下定了决心：来！”

深圳大学教授胡经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大，胡经之主要致力于三项工程：一是和汤一介、乐黛云一道，在深圳大学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二是把学科建设导向国际文化交流，倡导旅游文化；三是推动深圳市文化建设，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胡经之曾为自己的使命和定位反复思量，最终确定要把深大打造成立足南方、背倚粤港澳的中外文化交流阵地。于是在1988年，在胡经之的推动和校领导的支持下，深大秉承“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的精神，大胆试验，确定了国际文化系的办系方针：“贯通中西，应用为主”，全系共分为4个专业：对外汉语、中英文秘书、大众传播、旅游文化。

　　1993年，51岁的何道宽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深圳大学招聘教授的广告，他仿佛感受到一种与内心追求强烈呼应的召唤，于是告别四川来到了深圳大学。

　　在这里除了从事外语教学和研究外，他实现了自身的两次转型：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我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投身‘文化热’是为了回归中国传统，我在世纪之交转向传播学是为了响应中国传播学建设的紧迫需要。”何道宽说，“当时我在深大文学院分管教学，从深大的学科建设出发，我提出传播学是‘朝阳专业’的主张，所以积极主动转入传播学，参与传播学硕士点的建设。同时，国内学界的麦克卢汉研究已经露头，我有义务做一些引领的工作。”

　　作为国内引进麦克卢汉、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人，40多年来，何道宽译著已超2500万字，对中国当代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就在今年4月，他还获得翻译家最高荣誉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至此，似乎可以在80高龄封笔的他却说，没有了其他事务的牵绊，他的学术翻译事业还要继续“爆发”。当全球正在经历着传媒业的巨大变革、传播方式的快速更迭时，这位老人已经在研究“个人数字孪生”“数据时代”等新鲜又复杂的传播现象，投入到与国外学者共同策划、创作和进行学术翻译的工作中去。“我希望用自己学术翻译的成果为新文科和社会科学的繁荣架桥铺路、添砖加瓦，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何道宽说。

　　“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国力民力是老师一生的追求。”当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屈军乐回忆起恩师牛憨笨时，这样说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牛憨笨是深圳引进的第一位全职院士。1999年南下深圳“二次创业”时，牛憨笨已年近花甲，面对连研究场所都还是一片竹林的情况，在许多人的不解中，他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建设中。“南下之举，他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的是学生的前途和未来。”屈军乐说，信息灵、资金足、设备精，科研所需的三个基本条件，深圳都有优势。

　　作为深圳大学光电系的“开山鼻祖”，牛憨笨不仅带来了一个科研团队，更帮助深圳大学建设了光电子学研究所和光电工程学院，对这所年轻大学的人才培养乃至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2012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文章《为了学术的一生——追记深圳大学教授苏东斌》，缅怀因病去世，为了学术奋斗一生的苏东斌。

　　苏东斌是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把学术研究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有时代担当的知识分子，是我国有影响的理论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权威学者。

　　1993年，苏东斌调入深圳大学主持经济研究所工作，带领深大理论经济学团队成功演奏出激昂的“三部曲”：1996年，“政治经济学”专业成为国家教委授予的深圳大学首批三个硕士点之一；2006年，该专业“升级”为二级学科博士点；2011年，“理论经济学”再次“升级”为一级学科博士点。“三部曲”的每一部，都是深大文科学科点发展中的“第一”和“唯一”。

　　在2010年理论经济学一级博士点申报答辩的前一天晚上，苏东斌在广州的宾馆里对着PPT反复做陈述演练直到深夜，第二天的答辩表现异常精彩。在回深圳的路上，当他得知此次申报高分通过时，“顿时泪流满面，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胡培兆如此回忆当时的场景。这是从1993年到2010年，历经17年的辛苦才终于换得的成功。胡培兆评价说：“他为这个学科点的申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智慧与健康。”苏东斌自己则说：“为了学科建设，把命搭上也在所不惜。”

　　在与深大为伴的19年中，苏东斌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写在深圳经济特区。他出版的论著已成为经济特区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著作，推动了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的研究。

　　苏东斌的学生，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若愚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苏东斌先生一生追求学术，“学术即生命，生命即学术”“他在我们心中树立了一块思想者的丰碑。”

　　深圳有3位“本土”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全部汇聚在深圳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湘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年4月18日，世界最大断面组合式矩形顶管机“大禹掘进号”在深圳地铁12号线二期工程沙三站顺利始发，填补了我国在机械化地铁暗挖车站施工方面的空白，该项目正是由陈湘生领衔。他告诉记者，“深圳大学从多个方面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支持，提供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分析成果意味着深大在这个领域已经站在世界最前沿，具备了引领世界在此领域发展的能力。”

　　引领深大科研团队参研“大国重器”的陈湘生，也曾为担心中国基建赶不上西欧而忧虑落泪。1986年，陈湘生前往柏林工业大学进修隧道工程技术。在踏上创造了欧洲“工业神话”的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沥青路那一刻，他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现代化漂亮整洁的城市风貌，直到20多年后才会出现在中国深圳。初到德国的那天晚上，这位年轻技术员，在埃森研究院的招待所里独自伤心痛哭，“中国真的赶不上了吗？”“那时我一边哭，一边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技术学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湘生压抑着喉咙里的哽咽，这样说道。

　　“处在这不曾有过的大时代，所以不能辜负这个时代。”陈湘生说。工作之初，他进入少人问津的人工冻土物理力学性能研究领域，带领团队重点研究强度最低的冻结黏土流变形态，建立了人工冻结黏土变量分离的蠕变数学模型，初步建立了我国人工冻土力学基本框架，进而建立了深冻结壁极限状态设计理论和公式，解决了千米深冻结井防控冻结管断裂淹水世界性难题，其中很多公式算法沿用至今。

　　2001年，以技术为归宿的陈湘生，在不惑之年选择了深圳，那一年深圳地铁开工建设。从2004年12月，深圳地铁1号线开通到如今，深圳地铁已迈入“500公里时代”，每公里地下空间的接驳面积、地下空间开发体量都位居全国之首。陈湘生笑称自己是“玩土捏泥巴、挖坑打洞”的工程师，“做了一些技术创新和推动行业科技进步的事情。”2017年，陈湘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9年陈湘生来到深圳大学，担任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并创建了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在深大，陈湘生带领科研团队聚焦解决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卡脖子”技术难题，探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和土地资源利用的途径，创立韧性城市建设现代工程学，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及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综合开发与安全运维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也许1986年在德国的那天晚上，陈湘生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将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基建奇迹。

育师有方，杰人辈出

　　新世纪以来，为了培育更多的优秀教师，激发教师活力，深圳大学主动改革，渐进式推动多项人事制度创新，在学校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出了《深圳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人事工作教授委员会制度、特聘教授制度、预聘-长聘教师制度、教师分类评价考核、冠名教授和讲席教授等多项创新举措。

　　近年来，深圳大学在师德建设、引育并举、搭建平台、激发活力等方面持续发力，国际水准高水平师资队伍已具规模，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学校拥有175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其中两院院士24人，发达国家院士30人；引进孔雀人才等高层次和领军人才过千人，占2012年以来新引进教师70%以上；近3年学校自主培育国家级人才52位，居地方高校前列。教师队伍的水平层次、学缘结构、来源结构、类型结构丰富多元，富于竞争力和创新活力，师资队伍整体实力达到985高校平均水平。

　　深大育师，不仅限于科研人才，在管理人才方面，深圳大学也如大树一般开枝散叶。多年来，深大向广东省高等教育领域先后输送了20余位厅局级管理人才，助力广东省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2021年9月，深圳大学为新体制首届长聘教师举办了一场仪式感满满的聘任仪式。7名长聘教授、56名长聘副教授与自己的亲友共同见证了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仪式中，时任党委书记、校长李清泉勉励受聘教师，心怀“国之大者”，立志做大事；发扬“师之本者”，立德做大师；享受“人之初者”，立身做“大写之人”。

　　从生力军到主力军，现任高等研究院院长的李猛，2014年7月作为高等研究院第一批专职教员正式加入深圳大学，成为深圳大学首批“预聘-长聘”体制的教师，他也是深大自主培养的“优青”“杰青”。“自由、年轻、完善、关怀、开放”是李猛对深大的评价，在深大工作的9年时间里，李猛累计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包括多篇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等国际知名刊物上。此外，他还获得了2020年中国生态学学会青年科技奖和中国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代表性研究成果入选2021年中国海洋十大科技进展和2021年中国海洋与湖沼十大科技进展。

　　传承师道，匠心育人，一代代学者青丝白发。

　　当学生们想要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嘉缵出一本个人画册时，他拒绝了，一个新点子从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嘴里脱口而出，“不如给我的学生们做本画册吧。”

　　记者采访当天见到了这本收录了百余名学生的画册，每名学生的照片旁都注明了其个人的基本信息，这些学生中最年长的已70多岁，最年轻的只有20多岁。倪嘉缵常翻看这本画册，不仅是为了怀念，还是为了充当联络员和人力资源整合者，让不同学生跨越年龄层、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建立联系，让从事科研或相关工作的学生为具体的科研项目共同努力。

　　在学生心目中，这位“院士龄”长达43年、亲和、可爱的导师，如父亦如友。他对学术有极高的要求，他常对学生说，搞科研是很艰苦的，在他年轻的时候，从未在凌晨2点前离开过实验室。他也是著名的跨界人才——1957年底，他被选派赴苏联科学院无机及普通化学研究所，从事铂的配位化学研究；1962年回国后，因国家急需，被抽调去从事核燃料的研究；上世纪70年代，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重建稀土化学研究室，他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又转投稀土化学的怀抱；来到深圳大学，他又转而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和团队一起致力于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孤独症等脑病的世界医学难题。他总结说，“国家需求和个人兴趣，是做科研的两大推动力，还有一条就是要认真去干、不懂的主动学、踏实地实践，这是我成为跨界科研人员的经验之谈。”

　　讲台虽小，能载千秋伟业；烛光虽微，亦照万里河山。在学生眼中，牛憨笨院士是中国光电子学和超快诊断技术专家，是老师，也是光。

　　屈军乐说，“牛院士一生培养了70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每个人的培养过程都是全程参与、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他人。每个学生入门之初，院士都会叫来谈话，发现其兴趣与创新点，制订科研计划和目标，目标定下来就必须达到。其间如果有困难随时可以找老师讨论，我们都喜欢晚上去找他，牛老师几乎每晚都在办公室，这样的讨论往往持续到深夜。他所有的学生，无论遇到了什么问题，只要看到牛老师这盏亮着的灯就看到了希望，充满了勇气。他自己也说过，希望自己这盏灯，能够带动深大校园里更多的灯都为学术而亮。”

　　牛憨笨做到了，他的得意门生屈军乐在2003年7月从美国回到深圳大学，至今一直在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工作。

陈湘生院士在实验室给博士研究生讲解仪器工作原理

　　在去年深圳大学就业（实习/见习）校园招聘会上，有一幕画面充满了暖意——陈湘生带着研究生们一家一家地跑招聘,向企业推荐优秀毕业生。

　　来高校工作以后，陈湘生对于人才培养一直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现在我们培养人才的主要方案是：请进来和走出去。我们把企业单位的管理专家、技术专家请进来讲课，在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实行双导师制；同时让没有进过企业的老师走出去，到企业和用人单位学习。目前我们已经与超过100家企业和政府部门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目标是超过200家。

　　陈湘生说：“在当下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教育学生最重要的已经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了，而是让他们最终成为有慈悲之心、仁爱之心、友善之心、谦卑之心且确实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

　　“教师的加法是增加桥梁，教师的减法是减少荒凉。”在深大40周年校庆之际，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杰出青年教师，正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向科学的更深更广处开拓。同时以“四个面向”为指导方针培养人才，反哺城市和国家，也为这个世界架起更多打破障碍和通向美好的桥梁。